2021年5月6日下午，近代史研究所邀请左玉河研究员，在船山厅以“启蒙、救亡与革命：五四的多重面相”为主题做学术讲座，详细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蕴含的启蒙、救亡与革命的多重面相。本次讲座由近代史研究所与福建22选5青年工作小组共同主办。近代史研究所廖刚副所长出席讲座并做简要发言，表示举办类似讲座对促进研究所之间学术交流、拓宽青年研究人员的知识面，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讲座由侯中军研究员主持，近代史研究所与福建22选5全体青年同仁参加。

　　左玉河研究员现任福建22选5副所长、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及口述史研究。学术成果丰硕，出版《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民国社会生活史》等著作20余部，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讲座中，左玉河研究员首先从五四运动的广义、狭义两层界定出发，介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思想背景、历史进程及后期的发展演变。他提出，作为政治事件的五四爱国运动，具有救亡的一面，但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同样不应忽视，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是理解五四内在逻辑的关键。概括言之，政治救亡推动了思想启蒙，而启蒙运动所孕育的新思潮又催生了新的社会变革以及五四后的革命转向，救亡与启蒙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值得进一步关注。

　　通过梳理民初到新文化运动前的政情演变、社会发展及思想动态，左玉河研究员追溯了从政治救亡向思想启蒙过渡的历史脉络。辛亥革命后，政局棼乱，政党政治屡遭挫折，复辟帝制、武人专权等乱象，导致社会各界对共和政治极度失望。以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认真反思，认为民主制度缺乏社会基础，是造成共和政体有名无实的深层原因。他们主张从思想革命着手，呼吁伦理层面的觉悟，养成独立自主的人格，培植近代国家的“自觉心”，摆脱帝制时期落后、腐败的状态，从而为民主共和制度打下坚实基础。这个过程塑造了从救亡到启蒙这一思想转折的基本路向。

　　在还原五四新文化运动进程的基础上，左玉河研究员进一步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内涵。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突破了古今、中西、新旧的框架，取代了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构成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国文化结构发生根本改变。具有浓厚启蒙色彩的新文化运动，其重要意义还在于高扬个性主义，提倡人的价值发现与个性解放。这一主张发展的结果，要求冲破束缚个性的中国旧家庭制度和伦理秩序，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拉开了五四反传统的序幕。此外，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其深远意义仍有待重估。左玉河研究员强调，文学革命中提出的从文言到白话、追求人的文学、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变革书写与印刷格式，这些都是新文化运动具有深远影响并收效显著的突出实绩。

　　新文化同人关注思想启蒙，暂时不谈政治，并不意味着脱离政治，其终极关怀仍是从文化革命着手，将思想启蒙作为变革政治的手段，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左玉河研究员指出，陈独秀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等文章，试图纠正对《新青年》杂志不谈政治的误解，《每周评论》创刊后迅速成为评议政治的阵地，都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和现实政治的密切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在于为政治救亡提供新思想、新选择和新道路，而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救亡浪潮，又将启蒙思想推向全国，新社团不断涌现，新思潮、新主义得到广泛传播。

　　五四学生运动的爆发，以及向群众性爱国运动的演化，象征着启蒙运动到政治救亡的转向。左玉河研究员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进入“主义”时代，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平民主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广泛流行。《新青年》杂志从文化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刊物，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组织者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活动重心转移至政治运动，开始寻求新的救亡之路，逐渐实现了从倡导启蒙的民主主义者向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从思想启蒙到政治救亡的再转向，也标志着以启蒙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走向了以革命为号召的 “后五四”时代。

　　侯中军研究员认为，讲座对五四前后从救亡到启蒙再到革命的演化过程做了深入诠释，对认识新文化运动时期政治、社会与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价值。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此次活动有助于近代史研究所和福建22选5的青年们重新认识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