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亚琼 | 《史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集中展现
作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3年8月22日时间：2023-09-06字号：【大】【中】【小】【打印】
文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人类实践经验的积累与思想智慧的升华，离不开人类对自然运转与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掌握。历史学正是人类赓续自身文明的重要实践成果。“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中华文明有着发达的史学传统与深厚的史学资源。中华优秀史学作品不仅直接描绘了中华文明一路走来的不凡历程，更从不同层面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里，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即是典型代表。
彪炳文明赓续的通史编纂：《史记》展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悠久深厚的史学传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而要想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自身的通史编纂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通史编纂在连续观察、记录历史现象的同时，总结归纳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绵延提供了历久弥新的智慧支持。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从中华文明诞生开始记述的通史作品，内容上溯传说时代，下讫西汉年间，其本身既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产物，又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史记》以“通古今之变”为作史的核心目标之一，致力于建立对中华文明从“古”到“今”连贯发展的系统认识，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知古鉴今的广泛共识。《史记》首次系统搭建了相对可信的中华文明古史体系，较为准确地保存了中华文明早期阶段的重要历史信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在编纂《史记》的过程中克服了文献材料有限、内容乖异难解等困难，“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再结合司马迁早年游历四方时所积累的见闻，形成了从炎黄二帝直至汉王朝连续不断的历史体系。近代学者王国维根据甲骨卜辞材料，重建商代先公先王的帝号与继位顺序，将之与《史记》所载相比对，证实了《殷本纪》所载世系相对可信，“虽不免小有舛驳，而大致不误”。
回应时代呼唤的史学创新：《史记》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史记》以独具创意的编纂形式记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与智慧成就，以极富感染力的文字描摹了中华民族深邃的思想与细腻的情感，所记范围覆盖了西汉人所能了解的人类世界全域，具有广阔的世界性眼光、多元的价值判断与深厚的人文关怀，综合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中华民族长于记述历史，善于总结历史。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正是通过阅读历史、体悟历史，履践中华民族由来之路，来汲取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精神营养的。
历史书写形式本身的创新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重要体现。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之中，已不乏对各类史事的凝练记述。至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变动，新事物、新思想、新实践在中华大地上蓬勃兴起，编年体、国别体等多种历史书写形式先后出现。至秦汉大一统格局最终形成，如何系统梳理此前大量复杂的历史信息，总结由分裂到统一、由乱到治的历史经验，正是当时中国人最为关注的问题。《史记》恰是在这一时代呼唤下应运而生的。《六国年表》序中，司马迁不仅反对当时学者因秦朝速亡而轻视审察其开创性实践的做法，还进一步归纳了秦之统一得益于“法后王”的治国原则与“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的革新举措，提炼了中华民族革故鼎新的历史智慧。
《史记》创造性地突破了单纯以事系年的历史书写形式，创立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例共同组成的纪传体史学，以王朝更替为主要时间脉络，将不同地域、族群、个体与制度错落有致地围绕在历史的纵线周围，形成了时间、空间、人物、事件有机互动的立体历史场域。《史记》所创制的纪传体例，最大程度地汇集了中华文明的不同面向与丰富组成部分，其本身即是中华文明在总结历史经验、积累历史知识上的一次伟大创新实践，并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正史的规范形式。
维护国家统一的书写实践：《史记》巩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在《史记》成书之前，虽然已有多种记述三代更迭与诸侯列国丰富史事的文献，但尚未出现全面辨析中华民族发展机理的史学作品。《史记》从长时段、大历史的视角出发，深刻展现了统一性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史记》通过翔实的历史书写指出，统一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核心利益。《史记》一方面历数了不同时代因政权分裂、诸侯倾轧而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如传说中的神农氏末年“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春秋战国年间“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的种种乱象；另一方面，对于促成“万国和”之盛景的黄帝，统一六国“成功大”的秦王朝，“天下惟宁，改制易俗”的汉王朝，则予以充分肯定。可以说，《史记》正是在中华民族一路走来的历史事实中，发现了统一、分裂与治、乱之间的客观联系，从而深刻揭示了以统一求和平、以统一安民生的必然性。
《史记》通过五体的有机配合，将不同时期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族群历史，编织入“源出于一”“天下一统”的历史发展脉络之中。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等等，《史记》以历史谱系学的方式搭建起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历史认知结构。虽然，现代民族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已指出《史记》“华夷共祖”理论的问题，但其兼具统一性与包容性的理论内核，确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拓宽族群交往的历史视野：《史记》印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史记》是在司马迁遍览中华大地上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先民交往交融的基础上，以包容的胸怀首创的民族史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传记中原外缘地区族群的历史，不仅保存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西域诸国的珍贵史料，更切实展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以及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司马迁任职郎中之后，“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亲身体验了不同地区、族群的风俗文化，深切认识到边疆少数民族在“保藩”“葆塞”方面的重要贡献。《平淮书》记载了西汉于番禺以西至蜀南设置郡县，“以其故俗治”，印证了中央政权在行政管辖边疆地区时奉行尊重包容的治理原则。
探索维护和平的中国智慧：《史记》践行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和平是古今世界人类共通的美好愿望。如何达成和平、维护和平，则是人类文明始终深思的核心问题之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生产力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族群在交往过程中难免为争夺生存资源等产生冲突乃至战争。《史记》深刻表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理念。一方面，《史记》秉持慎战观念，反对穷兵黩武，认为“暴得者必暴亡，强取者必后无功”，不遗余力地批判统治者为满足一己私欲而发动不义战争。另一方面，《史记》则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欲止战、需知战。所谓“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追求和平必须掌握战争规律，善用斗争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自身成为维护和平的坚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史记》呈现出慎战、知战、善战、止战等不同层面的深刻思想，不仅反映出中华文明对和平的不懈追求，也闪耀着中华民族为维护和平所积累的不凡智慧。
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彼此之间有着辩证统一的紧密联系。想要深入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具体反映，需要借由中华优秀史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材料与全域视野。《史记》作为中华优秀史学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普遍认可，其作为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突出价值为世界公认。为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选取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作品作为具体抓手，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个意义上，《史记》所蕴含的中华文明内涵与特色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与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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